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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工作保障與商業道德、工作滿意度與前景、精神健康、薪酬福利、以及遙距工作安排。

據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ADP)的《2022年僱員:全球勞動力概覽(People at Work 2022: A Global Workforce View)》報告表示,面對充滿挑戰的全球經濟和政治環境,未來一段時間將會對企業造成巨大的壓力。僱主必須了解這個轉變的驅動因素和潛在影響,以便吸引和留住人才以建立更強大、更具適應力的企業。

以下是歐洲、北美、拉丁美洲和亞太區等地的趨勢概覽:

  • 僱員正重新評估工作保障與商業道德的重要;
  • 僱員對工作滿意度與前景非常樂觀;
  • 僱員視薪金為首要考慮,但發現這並不是最重要;
  • 僱員覺得壓力越來越大,並對工作造成影響;以及
  • 僱員準備採取行動,以適應遙距辦公和生活安排。

以下是亞太區的調查結果,涵蓋澳洲、中國、印度和新加坡在上述五方面的趨勢。


工作保障與商業道德

全球方面,約七成(71%)僱員已考慮於2022年作出重大事業轉變,並對新冠疫情後的工作保障產生質疑。

報告分析師發現,隨著疫情令大眾比以往更關注個人健康和工作以外的生活,現時的僱員考慮的「不僅是穩定的薪金」,而是渴望更舒適的工作條件,包括更大彈性、遙距工作選項或更好的組織文化。此外,僱員對公司的道德觀和價值觀「越來越感興趣」,因此僱主必須留意:例如約四分之三(76%)的僱員會因其公司存在不公平的性別薪酬差距或欠缺多元共融政策而考慮轉工。

亞太區方面,印度僱員是全球受訪國家僱員中,最大機會在過去12個月考慮作出重大事業轉變的一群。近九成(88%)的印度僱員有此考慮,高於新加坡(75%)、澳洲(68%)和中國(61%)。據分析師指,這可能是因為只有約一成(12%)的印度和新加坡僱員認為其工作或行業穩定。

一項有趣的發現亦顯示,印度人是區內「最具創業精神」,近三成(29%)的人正考慮自己創業。

另外,43%的澳洲僱員認為彈性工時重要,新加坡有42%,印度和中國有31%;也有近四成的中國(39%)和澳洲(38%)僱員認為「享受一天的工作」是關鍵,新加坡有32%的僱員這樣認為,印度只有22%。

至於多元、公平和共融(DEI)方面,印度和中國僱員對此尤其重視,若發現其公司存在不公平的性別薪酬差距或欠缺多元共融政策,他們會考慮離職。因此分析師認為,這些國家的企業正率先制定DEI政策。但令人憂慮的是,該報告指超過五分之一的澳洲和新加坡僱員表示,其公司沒有人推動性別薪酬平等和多元共融(22%),約一成的印度(12%)和中國(14%)僱員有此問題。

工作滿意度與前景

全球各地僱員意外地對工作感到非常滿意。事實上,九成僱員表示對目前工作感到滿意,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數據表明一些員工只是「大致滿意」,表示「他們可以更滿意」。此外,報告分析師表示,儘管他們對職場前景的樂觀情緒仍略低於疫情前水平,但「仍十分強勁」,並且對加薪「充滿期望」,超過六成(61%)的僱員預計明年可獲加薪,四分之三(76%)的僱員準備要求應得的加薪。

因此僱主應留意,滿足薪酬要求未必足以阻止人才外流,因為越來越多僱員傾向轉投被視為「更能適應經濟衝擊和低迷」的工作或行業。

亞太區方面,據指僱員普遍對工作感到滿意,尤其是印度。數據顯示,超過九成的印度僱員表示滿意目前的工作。但新加坡僱員的滿意度稍遜,少於三分之一(31%)的僱員表示非常滿意,僅過半(52%)表示「大致」滿意(印度的比例分別為61%和31%)。同樣地,儘管在某些方面對工作或行業感到不安,但他們對職場未來五年的前景仍感到非常樂觀,90%的印度和中國受訪者有此感覺,但新加坡的情緒再次稍遜。

分析師表示:「這或許表明,一些人視不得不作出的任何職業改變為一個機遇而非威脅。」

另一值得注意的發現是,中國僱員對未來12個月獲得加薪、獎金或升職「非常有信心」,比對前景感到樂觀的印度僱員「更有信心」,並且「遠高於」澳洲和新加坡的僱員。

薪酬福利

薪金被視為最重要的工作考慮因素,全球三分之二的僱員(65%)希望長時間工作可換來更多薪金,但他們還是成功「放棄」每星期相當於超過一個工作天(8.5小時)的無償加班:較2021年為少,但仍多於疫情前。需注意的是,如上述所言,七成(71%)僱員希望在工時方面有更大彈性,例如壓縮工作週至四天,因此持續長時間加班「未必可持續」。

還需注意的是,薪金雖是一個優先考慮,但如果可以改善工作與生活平衡或保證提供彈性工時的話,即使每星期的工作時數相同,約一半人願意接受減薪。據調查指,僱主或需要(和希望)權衡薪酬和其他因素使員工感到滿意和滿足。

至於在亞太區,薪金是新加坡受訪者最重視的因素,有71%的受訪者視之為首要考慮;其次有三分之二(66%)的中國僱員有此想法。儘管如此,印度受訪者最可能為自己爭取認為應得的加薪(86%),中國、新加坡和澳洲分別有78%、63%和61%的僱員會這樣做。雖然印度僱員對獲得加薪沒有很高期望,但他們「較傾向」要求加薪,因為這是「他們通過長時間無償加班換來的」。

分析師解釋:「與亞太區其他地區的同行相比,他們每星期抽出約兩個多小時的空餘時間來加班,是全球最多。」

至於工作彈性,近四分之三的亞太區(74%)僱員希望在工時方面有更大彈性,例如將相同工作時數壓縮為四天工作週,幾乎沒有加班空間。在受訪者中,印度、中國、新加坡和澳洲分別有76%、73%、72%和61%的僱員熱衷於這個想法。

精神健康

工作壓力正處於臨界水平,全球67%的僱員每星期至少經歷一次,高於疫情前的62%。事實上,一成人(15%)每天都感到壓力,超過一半(53%)僱員認為因心理健康狀況不佳而影響工作。報告分析師就這些發現分享道:「對員工的職業和個人影響或許深遠,尤其因疫情關係,精神健康亦因其他方面而受到影響」。

「大多數僱主正致力為員工提供支持,例如嘗試提供健康休假、壓力管理休息和諮詢等舉措。但在如此巨大的持續壓力下,僱主還能做什麼來盡量減少壓力觸發因素和減輕普遍負擔仍然值得商榷。」

至於亞太區,精神健康問題對工作質量造成很大影響,尤其是印度和中國僱員,相反澳洲和新加坡則沒那麼嚴重。或因如此,報告分析師表示印度和中國的僱主「似乎最盡力」促進職場精神健康,分別只有約半成(4%)和一成(11%)的僱員表示其僱主沒有採取任何積極措施來促進職場精神健康,澳洲和新加坡則有近兩成(18%)。

在壓力方面,逾八成(81%)印度僱員每星期至少經歷一次壓力,新加坡和澳洲分別有74%和70%,中國則跌至56%。

分析師認為,疫情導致責任增加,是整個地區壓力水平急升的主要原因,但還有許多其他因素,例如可能由於不同生活和工作環境,近四分之一的中國僱員(24%))認為辦公室往來交通是造成壓力的原因,比例高於區內其他地方。但在印度,類似比例(26%)的僱員則指在家工作是造成壓力的原因。

該報告指:「再一次比亞太區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得多。」

工作安排

不必要地強迫僱員全職返回辦公室可能會適得其反:全球有三分之二(64%)的僱員表示,若發生這種情況,他們會考慮轉工。許多人正考慮移民,少數人已經這樣做。一些遙距辦公的僱員「擔心」僱主可能會忽視他們,並偏心在辦公室工作的同事,但分析師指這是「毫無根據」的擔憂。

因為調查結果顯示並非如此,有些遙距辦公的僱員覺得「他們的努力得到更多認可和回報,並在工作上得到支持」,近七成人表示,他們「按技能和角色獲得公平的報酬」,相比之下,只有不到一半在辦公室工作的僱員有此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僱主過於關注遙距辦公的僱員而忽略其他人或會矯枉過正,「當務之急可能是調整平衡」。

亞太區,超過八成(82%)的印度僱員表示,如果僱主堅持要求他們全職返回工作處所(或辦公室)工作的話,他們「會考慮轉工」。相對而言,澳洲、新加坡和中國分別只有67%、60%和54%的僱員有此想法。

此外,四分之三的印度僱員表示,「願意減薪」以換取靈活工作地點(73%),比例幾乎是新加坡的兩倍(38%) 。雖然表示願意減薪來換取這一福利的澳洲僱員比例較少(41%),但認為靈活工作地點是一個重要工作考慮因素(22%)的澳洲僱員比例是全球最高。

亞太區的僱員意識到遙距辦公還有其他缺點,例如在新加坡和澳洲,較多僱員(57%和49%)認為在家工作相比在辦公室工作(27%和29%),上司較難發現團隊成員工作量超出負荷,或面對精神健康問題或壓力。相反在印度,天平移向反方向,而在中國,結果則相當平均。

延伸閱讀:Singaporean employees want flexible work and WFH arrangements as the norm for today’s workplace


*該報告於2021年11月1日至11月24日期間,訪問17個國家/地區的32,924名僱員,當中超過8,685名僱員專門從事零工經濟工作。

圖片來源/123RF